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三种形态：一、商品过剩流通危机二、生产能力过剩（固定资本投资过度）危机三、金融资本不足（货币紧缩）或金融资本过剩（通货膨胀）导致的金融流通危机，简称金融危机（2）为避免危机的爆发，资本循环运动要求市场扩张的速度，必须大于生产力及技术的进步，换句话说，即必须以消费带动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经济放缓呢？有一些因素已广为人知，讨论也比较充分。衡量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标准是在国际市场的出口份额。
对普通百姓，当前的经济放缓意味着他们工作单位的利润下滑，也就意味着个人收入的降低。例如上海和邻近的安徽相比，2011年人均GDP相差3.3倍，和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贵州比较相差5倍，沿海的出口企业一部分可以选择转移至内陆，避免竞争力快速下降。美国人EdwardPrescott和挪威人FinnKydland因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赢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出口的上升趋势在2011年出现了见顶回落的迹象。另外，本次经济放缓给企业和老百姓带来的影响也大幅高于GDP本身显示的程度。
比较明显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人口红利的减少和近年来制度改革的停滞不前。一个国家如果有可独立决策的中央银行来施行货币政策，其通胀一般会低于没有央行独立性的国家。最近温家宝总理到浙江、广东调研，强调稳增长是做好其他工作的重要基础。
准确把握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和规律，才是制定新一轮稳增长政策的建设性做法。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欧国家曾经历上述去杠杆化周期，而当前美国则正处于去杠杆化周期的第二阶段。持续疲弱的经济数据引发市场对失业问题的担忧和稳增长政策的渴望。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88%攀升至2009年的108%，创历史新高。
一、刺激计划之辨呼唤政策思维创新不确定性和政策焦虑充斥着当下中国经济。根据IMF最新数据，2011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仅为60%，远低于危机前80%的水平。
未来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找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一方面要顺应经济体系去杠杆化规律，促进经济结构自我调整和优化，另一方面则要挖掘低杠杆率部门增长空间，防止经济增速出现过快下滑。如果再来一轮投资热潮，那么钱从哪里来？以后怎么还？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产能过剩后遗症尚未消除。虽然要反对地方盲目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但却要支持发挥中央财政稳增长的功能。二、经济去杠杆化周期与中国经济研判宏观经济可视作无数微观个体的行为组合。
未来中国经济既要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向线性思维，更要放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刺激计划恐惧症。今年我国财政收入目标增速为9.5%，而1-7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1.6%，显示当前存在较大减税空间，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有利于为企业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16.96%上升到2009年的17.67%，之后则处于平稳回落态势。重要的是，由于经济部门杠杆率集成于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因此相关数据将比宏观总量方法更加贴近经济现实，问题分析视角更为宽阔，由此得出的政策结论或将更具建设性和可操作性。
虽然企业部门去杠杆化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但与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家庭部门杠杆率处于极低水平。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到在经济回落和产能过剩并存态势下的政策着力点。
三、经济刺激政策亟需顺应去杠杆化规律在当前经济态势下，既不能面对硬着陆风险而无所作为，也不能逢经济刺激计划就全盘否定。而从经济去杠杆化的角度理解和把握当前宏观形势，或为下一阶段经济政策同时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目标找到突破口。
从去杠杆化周期的角度看当前的中国经济，有几大基本态势值得关注：一是企业部门负债率高企，并已启动去杠杆化进程。在推动企业部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挖掘家庭部门低负债率的市场潜力。试想是否存在这样的政策空间，即在满足经济体系自我结构调整和产能消化的同时，也能有力地防止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和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自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企业部门负债水平短期内迅速扩大。减法是要进一步推进减税政策。经济去杠杆化中期的企业在面对资产负债表调整压力的同时，还需要应对来自公共部门的税负压力。
在利用低杠杆部门的增长空间之外，经济刺激政策还需要做好一个减法，一个加法。依照现有的调整速度和进程，中国私人部门完成去杠杆化仍需要2-3年时间。
2008年住户贷款占GDP的比重为18.2%，而到2011年也仅为28.9%。国际经验显示，经济体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而陷入衰退之后，往往会经历三个阶段的去杠杆化过程：即早期衰退阶段、私人部门去杠杆化阶段，以及经济回升和公共部门去杠杆化阶段，这三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分别为1-2年、4-6年和10年左右。
突破现有增长-结构的传统思维模式，探求更加建设性的政策分析视角，或将是准确制定下一步经济政策的核心和关键。过去中国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失衡问题已使人们形成固有思维模式，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平衡永远是此消彼长的问题对立面。
从杠杆率变化趋势看，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去杠杆化中期，经济将继续探底，但经济部门杠杆率之间的高低差异则为经济刺激政策提供了空间。随着经济进一步探底和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政策刺激稳增长或不可避免。截然相反的态度体现出现有经济政策思维模式的矛盾和挣扎。许多地方政府高调宣布稳增长，累计出台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总额已经远超四万亿。
因此，如果考虑地方政府负债，那么中国公共部门的负债率接近45%，已是历史最高水平。另外，中央政府杠杆率较低，但公共部门负债率维持在高位
人们普遍认为，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是无所不能的，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监护者，这个机构源源不断地发行的新货币，并流入世界各个角落。目前，中国广义货币余额为14.49万亿美元，相比2007年的5.47万亿美元大幅跳涨。
事实上，如果人民币走软，将会发生相反的状况，中国央行实际上将需要通过售出外汇来购买自己的货币，从而使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维持在一定的区间之内。里昂证券说，在股市，资本回报率正在从2007年的15.6%下降到2012年的10.5%。
如果货币的预期出现变化，一种可能是出现争相支付美元债务的情况，这有可能让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走低。纳皮尔警告说，刺激增长和维持汇率是不可兼得的，而货币最终将不得不成为牺牲品。人民币不再是单向押注，这必须要强化。这也许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由于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过去五年中国新发行的货币也居全球最高水平。
爱德华兹说，尽管绝对数字不是太大，这却标志着中国货币发行速度出现大幅放缓。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与中国的产能过剩、工资和成本上涨以及腐败加剧等因素有关。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中国实体已经从海外的银行借出了4,970亿美元的外汇。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 SA)的爱德华兹(Albert Edwards)上周在一份策略报告中警告，中国经济和政治上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正在引发资本外逃。
相比之下，在美国，尽管贝南克实施了好几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广义货币M3供应量在总增长中的占比仅为10.4%。央行为了兑换外汇而开动印钞机，结果发行了大量货币。